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波尔布特、乔森潘、胡荣、符宁等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赴巴黎攻读自然科学，回国后摒弃专业投身共运。1962年7月，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杜斯木殉职，取而代之的波尔布特力图独树一帜，走出当时越南劳动党的阴影。考虑到这批持不同政见者既坚持民族独立又要求改变王权制度的两方面因素，官方遂称其为“红色高棉”。
原本改朝换代希望渺茫的红色高棉因一场宫廷政变时来运转。1970年3月，时任首相的朗诺在美国策动下篡权夺位。五天后，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联合红色高棉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5月5日，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由红色高棉唱主角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诞生。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克金边，更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治理民柬期间脱离国家现实条件，大搞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党内肃反运动一波接一波，先后整死国家副主席索平、政府副总理温威、政府部长胡荣、符宁等核心骨干。更糟糕的是，政治清洗最终演化成社会清洗。1975－1978年间，约有150万人在红色高棉手下死于非命。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后，经国际社会多方调停，柬所有实力党派于1991年在巴黎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西哈努克亲王作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重返金边。1993年，红色高棉错误评估时局，临阵变卦，选择了徘徊于民族和解主流之外的下策。
90年代中后期红色高棉处境每况愈下。1996年，英萨利率两个师的精锐部队“归顺朝廷”，红色高棉元气大伤。次年，打算接受“招安”的宋成被波尔布特下令处决。执掌实际兵权的切春最终跟波尔布特闹翻，在柬泰边境安排了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波尔布特终身监禁。1998年4月，波尔布特因“心脏病突发”辞世。1999年3月，政府军在泰国协助下逮住了“独腿将军”切春。叱咤风云长达半个世纪的红色高棉至此彻底崩溃。
柬埔寨人民党认为，往事不宜纠缠，应对主动缴枪的前红色高棉成员采取既往不咎的宽容立场。奉辛比克党认为，不把活着的红色高棉要员押上法庭便无颜面对国人，但被告定罪后可获特赦。主张全盘“西化”的高棉民族党认为，审判并严惩红色高棉要员实属必要，特赦一词根本不该提及。对此，洪森头疼不已。
洪森不主张审判乔森潘、农谢，请求国家元首为他俩签署特赦令。西哈努克国王的回应是，“我不再特赦那些对柬埔寨人民犯下重罪的红色高棉分子”，并提议愿与红色高棉一同接受审判以示清白。
事实上，审判红色高棉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自圈定和推动起来的，安南坚持要求将红色高棉交给国际法庭审判。
审判红色高棉大局已定。谁来审？哪里审？何时审？怎么审？审什么？这些相关的技术性问题仍然棘手。
柬埔寨有关部门就处理红色高棉问题和联合国官员举行了多轮谈判，双方达成以下共识：应该设立一个法庭；地点选在金边；只处理1975年至1979年期间的种族灭绝罪行；外国法官应该参与审判；不判死刑，惩罚刑期时间不超过30年等。
西方国家对不复存在的红色高棉穷追猛打自有一套政策设想：其一，从外部“帮助”柬埔寨稳住尚且脆弱的民主化进程。其二，借搞臭红色高棉信奉的“社会主义”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圣战”。其三，通过柬埔寨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拓展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
洪森政府时下围绕红色高棉审判，明里是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周旋，暗地是跟西方国家较劲。现在把前红色高棉要员送上法庭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如何把握住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尺度？原本与红色高棉有瓜葛的柬人民党会不会蒙受池鱼之祸？西方国家一直鼓动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审判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上述十分敏感的话题对柬人民党来讲实在是生死攸关的挑战。
（《文汇报》1．24倪同军文）
